2026-09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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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美国对华政策正悄然发生变化，虽然这种变化不易被察觉，却极为真实。曾经坚信“极限施压可以改变中国”的一批官员和学者们，如今的言辞愈加谨慎。究竟是因局势困境下的无奈转变，还是对现实的进一步认知，这需要细致分析。

要判断一个国家战略是否发生转折，不仅要听其口中之言，更要观察其法律和财政的走向。例如，2026年2月20日，美国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裁定，特朗普政府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违法，理由是征税权限应由国会掌控，该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。这一裁决等同于削弱了华盛顿依赖的“工具”。

根据法律界的统计，这笔涉及的退税金额高达约1660亿美元，更重要的是，为未来设立了规矩。想通过行政命令随意加税，难度将大幅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白宫虽然不愿认输，仍于2月24日转换法律依据，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加征临时的10%进口附加税，但这一法律的限制性较大，无法再实施像以往那样的高额税率。

2026年7月24日，这笔临时税到期失效，灵活的余地进一步被挤压。随后的5月7日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又将这一临时关税判定为越权违法，指出其名义上是为了国际收支，实则针对贸易逆差。司法部随即提起上诉，显示出白宫在法律夹缝中掣肘的无奈。

与此同时，经济账本显示，持续的高关税没有使成本转嫁给他国，而是直接加重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负担，物价上升、通胀势头不减，制造业却没有回流，民间的不满情绪逐渐积聚，促使决策层重新考虑得失情况。由此，双方谈判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。

2025年10月，两国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，达成在一年内互相降低关税的共识；2026年5月14日，双方又在北京举行了元首级的会晤，前一天的部长级磋商也就进一步降税和扩大农产品贸易达成共识。相互加征的关税率从曾经的100%下降至10%附近，但这种缓和并不意味着投降，双方的界限依然清晰。

8月24日的报导显示，特朗普政府考虑以“产能过剩”为由，再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商品加征7.5%关税，但总税率依旧控制在20%以下，这显示出双方仍在不断试探对方底线。在关键领域如芯片、人工智能及关键矿产，出口管制的力度仍没有减弱。因此，尽管经贸关系有缓和趋势，却依然如硬壳般包裹。

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学术界的鹰派也开始转变。研究大国冲突的专家米尔斯海默，尽管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以失败告终，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却指出，美国主动挑衅中国是个愚蠢的选择，这一转变虽未完全摒弃其理论框架，但显然是对现实的重塑反思。

另外，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也经历了观念的改变，曾对中国的低端制造持轻视态度，但在亲自观察后，被中国的高度自动化生产震撼，发出对其制造业的敬佩。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措辞也在慢慢改变，减少了以往居高临下的态度，显示出双方关系正趋向更为对等的状态。

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实力的重新评估。中国在各种工业领域完全具备了独立生产的能力，从原材料到高端设备，均可以自行完成，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及造船业中形成的竞争力，使得欧美难以复制。商业领域的力量同样对极端对抗的态势构成了制约，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公开称中国为“建设者之国”，并指出技术脱钩对双方没有实利。

相较之下，美国国内的问题同样突出，华尔街的资本青睐短期回报，导致制造业外移，造成了严重的工业空心化。在军工领域，由于过度追求股票回购，研发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，影响了关键装备的生产进度。军工企业、国会和五角大楼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圈，却缺乏创新和长远的投资。

尽管鹰派对现实的认知有所改变，但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。从历史上看，美国曾以逐步收拾日本为例，此时更需保持足够的警惕。